宋哲宗赵煦（1077年1月4日－1100年2月23日），原名赵佣，宋朝第七位皇帝（1085年4月1日－1100年2月23日在位），宋神宗赵顼第六子，母亲为钦成皇后朱氏。
赵煦早年历封均国公、延安郡王。元丰八年（1085年），被立为太子，同年即位，年仅九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高滔滔）垂帘听政。高氏起用司马光等，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八年（1093年），高氏去世，赵煦开始亲政。赵煦亲政后，下令绍述并实施元丰新法，罢旧党宰相范纯仁、吕大防等，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在军事上重启河湟之役，收取青唐地区，并发动两次平夏城之战，使西夏臣服。
元符三年（1100年），赵煦病逝，年仅二十四岁，在位十五年。谥号宪元显德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庙号哲宗，葬于永泰陵。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赵佣（ 后改名赵煦）于熙宁九年十二月七日（1077年1月4日）生于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为宋神宗赵顼的第六子，其母为宫嫔朱氏（钦成皇后）。曾加检校太尉、天平军节度使之衔，封均国公。
元丰五年（1082年），赵佣转任开府仪同三司、彰武军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神宗在集英殿宴请群臣，赵佣侍立在旁，其仪容举止深得群臣肯定，纷纷向神宗祝贺。
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神宗病情日趋恶化，不能处理朝政。当时赵佣才九岁，而神宗的两个同母弟弟赵颢、赵頵却年富力强，论声望、地位和出身，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资格为帝。当时，大臣蔡确和邢恕也有策立二王之意，他们曾想通过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达到目的，但高公绘等予以拒绝。蔡确和邢恕见阴谋难以得逞，便决定拥立赵佣，以夺策立之功，并趁机除掉与蔡确有矛盾的宰相王珪。蔡确在与王珪同去探望神宗时，问王珪对立储之事有何看法。同时，在暗中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暗处，只要王珪稍有异议，就将他杀死。王珪素来胆小怕事，但这一次却很有主张，见蔡确相问，王珪便慢吞吞地回答：“皇上有子。”言下之意是要立赵佣。蔡确无法，便只好四处张扬，说他自己有策立大功，却反诬高太后和王珪有废立赵佣之意，此事在后来给他招来大祸。
不仅朝中大臣另有打算，赵颢和赵頵也极为关注选立皇储一事。他们时常去皇宫探视神宗病情。看过神宗后，赵颢还径直去高太后处，试图探听或是谈论些什么。神宗只能“怒目视之”，似乎也察觉到弟弟们的意图。到了神宗弥留之际，赵颢甚至还请求留在神宗身边侍疾。高太后见两位亲王居心叵测，为防万一，便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二王出入神宗寝宫，实际上是要他们断了念头。同时，加快了立赵佣为储的步伐，还暗中敕令宦官梁惟简，让他的妻子秘密赶制了一件十岁孩童穿的皇袍，以备不时之需。
同年三月，在大臣们前来觐见时，高太后当众夸赞皇子赵佣性格稳重，聪明伶俐，自神宗病后便一直手抄佛经，为神宗祈福，颇是孝顺，称其已能背诵七卷《论语》，字也写得很漂亮，她还将赵佣所抄佛经传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齐声称贺，高太后立即命人抱出赵佣，宣读神宗诏书，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 赵煦，皇储之争至此才告终。
登基为帝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戊戌，神宗驾崩，年仅九岁的赵煦即位。
赵煦即位时，高太后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垂帘听政是出于无奈，但她却丝毫不放松手中的权力。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赵煦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赵煦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赵煦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太后奏事，背朝赵煦，也不转身向赵煦禀报。以致赵煦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
到了赵煦十七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赵煦，赵煦心中很是怨恨他们，这也是他亲政后大力贬斥元祐大臣的一个原因。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时没有考虑赵煦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赵煦的教育。高太后任吕公著、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担任赵煦的侍读大臣，想通过教育使赵煦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尤其是让赵煦仰慕宋仁宗，而不是锐意进取的神宗，因为仁宗创下了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清平盛世。
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对赵煦的管教也很严格。为避免赵煦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二十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赵煦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相当于限制了他自由活动的空间。但元祐四年（1089年）十二月，民间却传出宫中寻找乳母之事。大臣刘安世得知后大惊，赵煦此时才十三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是否是皇帝沉溺声色？刘安世上奏章，告诫赵煦自重。大臣范祖禹直接上书高太后，言辞极为激烈。高太后对外解释说，是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但私下却将赵煦身边的宫女一一唤去审问。赵煦后来回忆说那些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他心里很害怕，后来才知道是刘、范暗中告了状，而自己却浑然不知。高太后的这些做法虽然目的是为了照顾和保护赵煦，但却使得赵煦感到窒息，无形中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
更让赵煦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氏也过于严苛。朱氏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赵煦、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才被封为德妃。朱氏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
元丰八年（1085年），朱氏护送神宗灵柩前往永裕陵，知河南府韩绛亲自往永安迎接灵柩，拜迎走在后面的朱氏。高太后闻知后，大怒道：“韩某（指韩绛）乃是先朝大臣，你怎能受他的大礼？”吓得朱氏淌泪谢罪。赵煦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氏却只被尊为太妃，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氏问题上，朝中有人想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凸显垂帘的太皇太后；有人主张尊崇朱氏，以显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想压制朱氏，直到元祐三年（1088年）秋，才允许朱氏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赵煦亲政后，立即下令母亲的待遇完全与皇太后向氏相同。通过赵煦生母的待遇问题，可以看出其间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们所做的一切，对于赵煦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少年老成的赵煦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赵煦和高太后奏报时，赵煦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赵煦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煦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摆设而已。赵煦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赵煦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何，赵煦答：“是父皇（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大臣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赵煦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儿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党争频繁
赵煦一朝，无论是元祐时期，还是赵煦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赵煦与高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后垂帘的八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新党蔡确被贬出朝廷，并遭吴处厚报复而被贬到新州。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赵煦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赵煦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赵煦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高太后去世后，赵煦亲政。赵煦亲政后，表明绍述，大力打击元祐大臣，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西、广东、海南一带），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 ，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但他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次年改元“绍圣”，并停止与西夏谈判，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
英年早逝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1100年2月23日），赵煦病逝于开封府，年仅二十四岁，在位十五年。四月，谥号宪元显德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庙号哲宗。八月，葬于永泰陵。
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加谥为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
政和三年（1113年），改谥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
为政举措
赵煦在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党争始终未能获得解决，反而在他当政期间激化，多少造成朝廷的动荡。
赵煦亲政后，召回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章惇。章惇上任后，力图改革。
而新党对旧党的报复性打击与赵煦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赵煦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祐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祐时被打击的新党。绍圣初年举行郊祀大礼，按例，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赵煦，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赵煦立刻拒绝。绍圣四年（1097年），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赵煦却说：“刘挚等安可徙！” 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赵煦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赵煦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赵煦统治时期，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所谓绍述，主要就是赵煦与章惇君臣在政治上以牙还牙，打击政敌。仅元符元年重新惩处的元祐旧党就达八百三十家之多。这种做法，逞快一时而贻害无穷，诚如《宋史·哲宗纪》所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与此同时，经济上绍述虽以恢复新法为号召，实质上只是恢复元丰年间实施的条例，熙宁新法注重发展生产的内容被阉割了，而在抑制兼并势力等方面，比起元丰来更大为倒退，社会改革的进步性质丧失殆尽。
• 历任宰相 赵煦在位时期宰相 韩缜 蔡确 司马光 吕公著 文彦博 吕大防 范纯仁 苏颂 章惇 蔡卞 苏辙
军事
• 河湟之役
“元祐更化”时期，实际掌控朝政的高太后重新起用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彻底否定了熙宁、元丰年间所推行的各项 “新法”，也彻底否定了宋神宗及王安石试图解除西北边患、恢复汉唐旧疆的战略构想和王韶的熙河之役。 司马光等人标榜以“清静为心，仁惠为政”，一度拟将熙丰年间所获取的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全部疆土和军事重镇弃给西夏。尽管此举遭到一些有识之士和部分将领的坚决反对，但宋廷最终还是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重要军事要寨弃掉，而熙河一路则因安焘、孙路、游师雄等人极力反对放弃才勉强得以保存。 当其时，“畅习羌事” 的王厚也在反对弃地者之列：“元祐弃河、湟，厚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 然而，司马光、 文彦博等人“斥地与敌”、 退避忍让的 绥靖政策并未奏效，反而产生了“取轻于外夷”的负面效应。整个元祐八年当中，仅就河湟地区而言，北宋与吐蕃之间的局部拉锯战频有发生。赵煦亲政之后，随着元祐之政被彻底否定， “绍述”熙丰政事全面展开，宋廷决定重启河湟之役。
关于宋廷决定出师河湟的原因， 诸史所载略有差异。《宋史·王赡传》认为，宋廷出师河湟是因为王赡坐事被夺十一官，“欲以功赎过，乃密画取青唐之策，遣客诣章惇言状。惇下其事于孙路，路以为可取。赡遂引兵趣邈川。” 《京口耆旧传·王厚传》 称： “绍圣初，上方略请经理西事，遂改武阶， 不数年，收复鄯、湟。” 另有记载则称：“绍圣中，（王厚）干当熙河公事。会瞎征、陇拶争国，河州守将王赡与厚同献议复故地。” 这些记载似有将北宋出师河湟说成是因个人因素而出现的偶然性事件之嫌。
陈均 《九朝编年备要》 对出师河湟的原由及过程也有记载，略云：（元符二年）秋七月，置湟水军。初，吐蕃酋长辖正（即瞎征）、隆赞争国，于是绰尔结奔河州，说权知州王赡以取青唐。熙河经略司属官王厚乃与赡同画策，遣客诣章惇。惇下其事于经略使孙路，路因言青唐必可取。遂大发府库，招徕羌人。……既而河南酋长必斯布结以讲朱、一公、错凿、当剽四城来降。赡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许之。……至是，赡等师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趋邈川。孙路知赡狡狯难制，使总营王愍为将，而以赡副之。故其渡河，赡为前锋，愍策应于后。赡将趋邈川，忌愍分其功，绐愍明朝食毕乃发。愍以为诚然。赡夜半忽传发，平明，入邈川。愍徐觉之，整阵而行，日午始至，赡已据府库，舍愍于佛寺。赡径上捷书，不复由帅府矣。……于是，孙路请建为湟水军。路既怒赡，而愍又以赡据府库事诉于路，故路心右愍而夺赡兵权属之。而赡所请，辄又抑不与，专委愍。 至河州，又与同还熙河， 而留赡屯邈川也。
综合有关史料、并根据赵煦亲政后的情况判断，王赡、王厚因吐蕃内部出现分裂，利用宋廷“绍述” 的有利时机 “同献议复故地”，并得到宰相章惇的全力支持，才使宋廷决定重新出师，这应该比较符合当 时的实际情况。
与王厚同献议的另一重要当事人王赡， 也是北宋晚期的一名战将。其父王君万，追随王韶在对吐蕃诸部的战役中屡立奇功。史载王赡“始因李宪以进。立战功，积官至皇城使，领开州团练使”，元符初任知河州事。他与王厚一样，也畅习羌事。上引《宋史》的文字，因各种原因，似对王赡有刻意贬损之嫌；而《京口耆旧传》的记载则过分突出了王厚的作用。
北宋在河湟地区的军事活动从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正式展开，至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宋廷政局再变，诏弃鄯州、湟州“以畀吐蕃”，历时近10个月。宋方从一开始攻城掠地即比较顺利， 基本上占据主动地位。“邈川，古湟中之地，部属繁庶，形势险要，南拒河州，东拒兰州，皆二百里”， 对北宋与吐蕃双方来说，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宋军于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出师。七月，副将王赡领军率先渡过黄河，先下陇朱黑城， 顺利攻取邈川。夺取邈川是宋出师后的首战，对以后的战争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此战大捷后，王赡驻军邈川。八月间， 吐蕃首领瞎征自青唐脱身来降。 吐蕃“宗哥酋舍钦脚求内附，赡遣禆将王咏率五千骑赴之。既入，而诸羗变，咏驰书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免”。 王厚的有力配合确保了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瞎征投降宋军后，心牟钦毡父子迎溪巴温之子陇拶入守青唐。九月间，王赡通过激战，占领青唐。宋以青唐为鄯州， 以邈川为湟州。元符二年闰九月间，“宰臣章惇率百官上表贺收复青唐，惇等又升殿贺。知枢密院曾布宣答。降授内殿承制、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王厚为东上閤门副使、知湟州，兼陇右沿边同都廵检使。” 在北宋此次经略河湟的所有军事活动中，王厚作为主要将领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因绍圣中即充任勾干当熙河公事的王厚与王赡“同献议复故地”，宋廷才正式启动河湟之役；第二，《宋史》 称王厚在此次战役中“降陇拶、瞎征”，与事实稍有出入，但他参加了攻取邈川和青唐的所有战事，并因战功得到了宋廷的嘉奖和擢升；第三，在知湟州任上，王厚与王赡、陇拶、赵怀义等一道在安抚招纳吐蕃首领、构筑城寨以及维护边境稳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宋军占领鄯州、湟州之后，王厚担任知湟州事，负责管辖和治理湟州，直到赵煦去世后宋廷弃掉鄯、湟才离开此地。
• 洪德城战役
洪德堡战役酝酿于元祐初年貌似平静，实则充满暗涌的国际形势。元祐年间旧党回朝，摒弃了新党的开边政策，但对于如何巩固边防还是大费思量。司马光主张尽数退回熙丰时所占的城、寨、州、军，但得不到旧党内部的一致认同。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人敢保证西夏得回城寨之后能保持和平，反而忧虑一旦示弱，对方会变本加厉，又来犯边。结果，朝廷采用了折衷路线，保留兰州作熙河帅府，只退还几个城寨，看看西夏的态度。结果显示，西夏求和的意愿不甚明显。事实上，西夏后族梁氏执政期间，政争激烈，透过军事胜利来巩固权力的企图，并不因宋的锾和政策而降温。于是，如何设定边防战略又再度成为开封朝廷的重要课题。
自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获除环庆路战区主帅以来，章楶先后上奏讨论边防战略。针对是年十二月降下的御前劄子，章楶对“坚壁清野”的指示作出了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回应。章楶持有一种战略互动的观点，反对生搬硬套。他认为“坚壁清野”是自古御戎之策，但不可“只循一轨，使贼知我无通变之路，反为贼所制伏”。他批评片面强调“坚壁清野”，而不讨论如何打击敌军的被动防御，指出当时所谓“坚壁清野”战略只可施于前沿堡寨，纵深二三百里内已是“居民甚密”，频繁的清野会影响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在军事上，他批评各处将兵都“束在城寨”，自陷于被动。他举出元祐二年（1087年）镇戎军之役为例，当时“十一将兵尽在城内，蕃众掳掠三百里以上，如行无人之境”。到敌军退却时，“一夕而遁”，根本无从追袭。他又指出沿边城寨城门的阔度只可“并行人马”，设若一万人的守军要出城集队，也要花一个上午，怎可能及时追击？
经过细心考虑，章楶强调野战军的角色，提倡“大抵战兵在外，守军乃敢坚壁”的主张。他计算环庆路城寨共三十多处，若西夏动员二十万精兵，尽围各城寨，每处便不及一万，无足深患；若不尽围，便无法阻止宋军互相策应，进行机动战。他提出具体措施，主张一旦探知西夏入侵，帅府应即下令各将兵马出城，“亦不使便当贼锋，令逐将与使臣、蕃官分领人马，择利驻劄，高险远望，即不聚一处。贼马追逐，又令引避”。那样，敌军有后顾之忧，便不能从事持续的攻坚或抄掠。西夏若敢长躯深入，则宋军可扼其退路伏击。经过章楶的修订，前沿将兵在外线威胁敌军的角色得到明确指定。这是当年年底洪德城战役成功的主要关键。
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十二日，西夏梁太后大举亲征，沿马岭水（今环江）发动强大攻势，同日，围环州（今环县）及其西北四十里外的乌兰、肃远、洪德及永和等寨。西夏兵力的具体数字似已失载，环庆路经略司的文件多处都作“数十万”，失于含混，但西夏既然国母亲征，与章楶事前估计的二十万应不会有太大出入。宋环庆路驻军约五万，扣除各城寨基本戍守部队后，大约剩下二万六千人左右的野战部队，编成七将，另外可以调发四千名下番兵。此外，泾原路虽曾派遣援军，但未抵战场前西夏已退兵，没有参与战斗。因此，总兵力对比之下，环庆路宋军以数倍劣势于对方。章楶后来在战报中亦不讳言兵力寡弱。自环州于十二日受围，章楶在十四日自庆州派遣都监张存率兵五千赴援，在十六日又再派出副都部署李浩和一支不到二万的援兵后，“已别无重兵相继可遣”，“只是虚张声势，以示相续遣师讨击之势”而已。
兵力对比虽然对宋不利，但章楶却胜在能先敌展开兵力。在西夏举兵之前，他已透过间谋得悉对方主攻重点在环州，便先在初八日派出皇城使、第七将折可适兼统第二、第六将，合三将兵共约一万，与庆州方面三将兵分头控扼，另派人在环州近城百里的水源下毒。当地食水来源有限，洪德城一带时至今日仍有“河水苦涩”的地理特征，可作参照。章楶的作战计划和熙宁年间制订的战役指引不同。熙宁四年（1071年），枢密院曾颁下《陕西四路防秋法》，虽然在很多处都反映出弹性防御的特征，可是对于环庆路环州方向的作战指引仍然比较保守，说“贼若寇环州，即移业乐之兵截山径路趋马岭，更相度时势进兵入木波，与环州相望，据诸寨中，又可扼奔冲庆州大路，其沿边城寨只留守兵，不责以战，自余军马并屯庆州，以固根柢”。以上的战役指引，虽然在快速机动和转换正面两处体现了弹性防御的构想，但其作战意图却完全是以帅府的安全，而不是以歼灭敌人为主要考虑的。章楶则不然，他强调在机动战中打击敌人，“贼进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谓我怯，为自衞计，不复备吾边垒。乃衔枚由间道绕出其后，或伏山谷，伺间以击其归”。遵照这项指导，折可适便先于十二日移师至马岭，在纵深待机。
从十二日至十四日，西夏完全握有主动权，前锋深入环庆二州之间的重要路口木波镇（今环县木钵乡），但所获有限。到十四日，章楶派出都监张存率兵五千赴援环州，开始进入反击阶段。同日，折可适探得西夏开始退兵，于是将部队中“手脚迟钝之人”留下，由权第七将许良肱暂时照管，会合第六副将刘珩、同管干第六将党万、权第七副将张禧，合兵八千四百八十八人，取间道自金村堡往环州以北的安塞寨。据现代地图所示，马岭以北数公里处有金村寺，疑即宋代金村堡：此外，环江近木钵处有一条发源自北方老爷山（标高1774公尺）的支流安山川，疑与宋代安塞堡的地名有关。谭其骥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安塞堡的位置标在安山川上游近老爷山主峯处。如果上述推断无误，折可适避开西夏前锋屯驻的木波镇，自马岭取道金村堡往北，绕途至安塞堡，隐然威胁西夏大军的北翼。折可适到达安塞堡后又收到谍报，说木波镇的西夏军“翻寨下环州，日夕头回，并取洪德大川路”。当时按章楶奏报所形容，“洪德、肃远、乌兰三寨至环州相去共只四十里。其乌兰之北，尽是西贼驻劄之处，贼势至重，道路不通”，宋军第二、六、七三将兵只能在蕃官带领下，取“大虫谷道于贼寨傍偷路前去洪德下寨”。宋军选定洪德城来作伏撃点，与附近的三五条山沟所造成的复杂地形有关。大虫谷今地不详。如上述安塞堡在今安山川上游无误，则大虫谷可能穿越安山川与代城沟的分水岭。代城沟是环江另一支流，发源自老爷山，流向西南，在今二十里铺附近入环江。谭其骊将乌兰寨标在今二十里铺附近，肃远寨标在今庙儿沟流入环江的河口，而洪德城距今环县环城镇二十四公里，与章楶奏报所述折合里数大致相符。如以上方位无误，则可推断折可适在十五日那天，大致上是沿着今天老爷山西麓代城沟一带转向西南方向行军，绕过当时正在包围环州的西夏主力，在乌兰寨一约今二十里铺附近重新回到马岭水河谷的大路。由于西夏亦置有相当兵力来监视乌兰、肃远和洪德三寨，因此才发生“贼势至重，道路不通”，必须“于贼寨傍偷路前去洪德下寨”的情况。
十月十六日，折可适、刘珩、张禧、党万及蕃官孟真各带领所属部队进入洪德城。据李之仪为折可适撰写的墓志铭所载，折可适分兵二千给蕃官慕化和摩勒博，潜入乌兰、肃远二寨待机，并约定举火为号。同日，章楶派副都部署李浩率四将兵赴援。李浩兵力不到二万，但已是当时环庆路最大的兵力集结。李浩接受命令后昼夜兼程，当日自中午前出兵，傍晚抵达故府寨，次日午后赶到木波镇，在一日另两个时辰赶了一百四十里路。过了木波镇，西夏重兵在前，不能像先前那样赶路了，便下寨休息。十七日一整天，折可适和慕化分头在洪德城和肃远寨整顿待机，而西夏大军则大概在深夜从环州撤围。
十八日凌晨稍后，折可适看见肃远寨举火为号，确认了西夏大军取道洪德城出塞，即时下令党万、孟真率部在路旁险要设伏，并亲自在城中整顿伏兵，放西夏前锋过去。大约卯时，或说辰时左右，西夏“前军已远，中寨方来”，折可适认明西夏梁太后旗号，出其不意，大开南门出战，其余各处伏兵亦相继杀出，截断大路。慕化在肃远寨也挥军杀出。接战至紧要关头，折可适从西门放出劲兵急攻，西夏中军大乱。另一方面，李浩在午后未时抵达环州，还未探知折可适的确实方位，更因昼夜行军，人马疲乏，便在州城内外稍事休整，喂饲战马，同时，派遣部将张诚率蕃汉精兵追击，然后再派人马相续接应。据章楶事后解释，李浩没有全军立即投入战斗，还考虑到西夏“自来行兵入境，则精锐在前，出境则精锐在后”，而当时“殿后者皆铁骑，又隐轻骑于其间，其气可呑我军。……行阵壮坚，势甚雄伟”，令李浩不敢轻敌急击。章楶战后检讨说，当时权第四将马琮追击太急，反被西夏军包围，经全体将士奋力营救，才最后脱险。
洪德城方面的战斗持续至午后出现反覆，宋军第二、六、七将一度处于下风。章楶的奏报和《小贴子》中所述战况开始吃紧，说未时以后“贼军铁鹞子数万迫近洪德寨”，后来又提及西夏“后军继亦奔溃”，显示西夏后军曾经加入战斗。再结合前述西夏以铁骑殿后的特点，及李浩不敢对敌军尾部施以太大压力的情况来看，似乎西夏后军约莫在未时抵达战场，以精锐的铁鹞子把宋军又赶回城寨。折可适的部下自卯时至戌时“血战不已”，已达八个时辰。当战情出现逆转，他敏锐的转入防御，让部队得到歇息。他首先组织部下向敌骑来路撒铁蒺藜，又在城上设神臂弓、硬弩交叉射击，然而，西夏铁骑“犹奔冲不已”。最后宋军以虎踞炮加入，矢石交击。至午夜，西夏军驼马受伤渐多，开始登山引避。在三更时份，折可适再开门出击，西夏军马“自相腾塌，坠入坑谷，驼马、甲士枕籍积叠死者不知其数”。梁太后几不得脱，从间道走免。
章楶事后下过一番工夫来核实战报，力求避免“以易为难，夺甲为乙”。此役宋军只斩得首级千余，扣除宋军三将兵的损失，除亡失与所获准折，计获首级三百二十一级。以一日一夜的恶战而言，的确战果不大，这与中间一度退入城寨，不能始终占领战场或有关系。同时，“其落崖扑死，及散在民间不在此数”；误饮经已下毒的泉水，人马被毒，失足堕入坑谷而死，及重伤而死的都已无法统计了。宋军缴获马六百余匹、驼九百余匹。驼多于马，显示出宋军的确攻击了敌军的辎重。另外，缴获监军已下铜印二十四枚及梁太后衣服、龙牌等，也证明宋军的确冲击了敌军的指挥中枢。西夏遭受这次意外失败，立即借辽朝名义斡旋，向宋请和。